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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的對聯

2019-04-01 10:13
來源:江陰日報 作者:曹 鵬字號T|T轉發打印

董其昌對聯

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場景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董其昌題疑坊匾額

松江醉白池凝坊

董其昌遺址示意圖

董其昌對聯雪窗快展時晴帖山館閑臨欲雨圖

董其昌臨米芾書

董其昌書岳陽樓記



董其昌的對聯很罕見。在傳世對聯墨跡中,標明年份最早的是明代晚期大致萬歷崇禎年間的作品,如程邃、周亮工等人,不過,真正靠譜的經得住鑒定的明代對聯墨跡可能寥寥無幾,嚴格說來,大概很多收藏界認為的明代對聯,應當算是明代款的對聯。明代書法至董其昌達到一個高峰,清朝皇帝推崇董字,按理必然會收藏董其昌的對聯,可是,事實上北京故宮博物院與臺北故宮博物院的藏品中并沒有幾件董其昌對聯,至少就我所見情況是如此。皇家收藏如此,民間收藏就更不用提了。

上海博物院舉辦“丹青寶筏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在展廳布置的“畫禪室”,壁上掛的是一副署名董其昌的楷書對聯:“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我沒查考,不知這幅墨跡是哪家機構的藏品,字是典型的董其昌顏體楷書,不過作為對聯來說,這兩行字摘自《陰符經》,并不對仗,以董其昌的學問與文字造詣,是否會摘錄常見書的成句書寫成對聯?由于缺少相關資料,無從判斷。可以肯定的是,到了清代對聯盛行之后,同等級別的文人是不會這樣寫對聯的。策展方選擇掛上這副對聯,可能主要意圖是彰顯董其昌書畫藝術成就以及畫禪室的精神追求吧,其實在董其昌在世時,其畫室或書房是決不可能掛出這樣一副對聯的,因為語氣太大、調子太高,既不符合其高官顯宦的身份,也不符合其文人雅人的氣質。

楹聯專家金實秋先生在退休前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長,主編有《五百年傳世書齋聯》,編著有《書中歲月長古今書齋聯大觀》等楹聯學專著,我就上海博物院的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上這副五言聯向他請教,他回復說,沒有專門搜集過董其昌的對聯墨跡作品資料,曾在書上看到過一些,數量很少,說不定還是贗品。上海博物院這副聯,也有可能是后人搞的對聯之形式摘句,因其違背了對聯的基本格律。

金先生的這一判斷,與我不謀而合。蒙他厚愛曾寄贈我他編著的圖書,我從書架上檢出《五百年傳世書齋聯》查閱,果然里面沒有收集董其昌的對聯墨跡。這本書所收明代書法家的墨跡只有陳獻章、海瑞、楊繼盛、張瑞圖、左光斗、倪元璐這幾位,此外還有孫承澤、王時敏、王鑒、陳洪綬、傅山、李漁諸家,雖然生長在明代,可是在明朝滅亡后還活了很多年,一般都被認為是清代人。金實秋先生在書名里強調“五百年”,從現在往前推大約就是明代中后期正德、嘉靖年間。

董其昌生于1555年,死于1636年,恰巧處在上文所謂“五百年”的上限區間,理論上講董其昌在世時有可能書寫過對聯。

看過上海博物館的董其昌書畫藝術大展,次日我專程到董其昌家鄉上海市松江區尋訪。在松江博物館里也布置陳設了一個“畫禪室”,不過,沒有懸掛對聯。這說明在董其昌故鄉的博物院也沒有董其昌的對聯書法墨跡,倘若館里有對聯原作藏品,沒理由不展示出來。

松江的醉白池是上海最古老的園林名勝,這里也是董其昌當年詩酒留連雅集作畫吟詩的去處,園子的核心景區醉白池畔有一處疑舫,是明代遺存建筑,房屋結構仿制船屋,是董其昌與親友休息賞景的所在,匾額是董其昌親筆題寫。現在看,房屋內外都翻新了,室內沒有掛對聯的地方。與疑舫游廊相連的四面廳也是明代建筑,原名柱頰山房,展牌說明上介紹,是董其昌的畫室,從室內四面是窗、兩面開門的結構看,顯然也無法掛對聯。展牌上說董其昌在這里書有對聯“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晉夏侯湛《東方朔畫贊》的句子:“退不終否,進亦避榮。臨世濯足,希古振纓。”晉夏侯湛《東方朔畫贊》是《文選》里的文章,董其昌在《賀侍御達泉張公八十序》一文里引用過《東方朔畫贊》成段文字;又,顏真卿有楷書《東方朔畫贊碑》,董其昌推崇顏真卿,不斷臨寫顏真卿的作品。因此,對這八字無疑是熟悉的,摘句寫成對聯,可謂信手拈來,略不費難,不過,話說回來,這在才高八斗、學富五車的董其昌來說,似乎并不相稱。很可能這個說法也是后人的附會。

醉白池院里2018年建了一座董其昌書畫藝術博物館,我進去參觀,同樣是董其昌書畫展,在上海就是人山人海,在松江卻是門可羅雀,可見還是看熱鬧的人多。展品主要是上海博物館的董其昌冊頁與扇面藏品,也有松江博物館所藏董其昌畫,在原作之外,展廳陳列了大量董其昌書法與繪畫的復制品。在展覽結束的位置,赫然是一幅董其昌書寫的對聯復制品:“蒼松翠柏窺顏色秋水春山見性情”,尺寸大約相當于四尺長,字大如斗,是典型的董字行書風格,這副對聯的詞句據說是董姓宗祠通用的名聯,原作為臺北故宮博物院藏品。

董其昌是詩人,生前即編選出版詩文集《容臺集》,其中收錄了大量的五律、七律,也就是說,撰寫聯句在董其昌是家常便飯。從文學風格角度看,這副對聯倒是與其詩歌的情調相一致的。

對聯是大字書法,明代以前的書法作品中大字不多,絹本紙本的大字作品更是少而又少,所以明代以前的對聯書法原作罕見。值得注意的是,董其昌留下了不少大字作品,此次上海博物館展品里有董其昌《臨顏真卿裴將軍詩》《行書天馬賦》《行書岳陽樓記》皆是有定論的真跡,每件都是大字,這說明董其昌習慣于寫大字,擅長寫大字,也有條件寫大字,應當會創作對聯的。以明代時的物質條件,不是哪位書法家都能放開寫大字的,也許這就是我們現在能看到的明代以前對聯墨跡極少的原因。以董其昌為例,落款為董其昌的對聯墨跡就不多,反倒是落款為董其昌的木質楹聯更常見,如黟縣的“雪窗快展時晴帖山館閑臨欲雨圖”,聯語與書體也符合董其昌的風格。不過,木質對聯如果不是流傳有序,就很難確定其出處,很難鑒別是否仿制或集字。

講到楹聯史,都知道五代后蜀末代皇帝孟昶所撰“新年納余慶嘉節號長春”是有記載的最早的春聯。有專家考證說敦煌遺書里有史料證明更早些時候就已經有春聯。到了明太祖皇帝朱元璋對春聯情有獨鐘,頒布圣旨讓家家戶戶要貼春聯,并且微服私訪檢查落實情況,樂在其中,還親自撰寫了多副名聯,如賞給屠戶的“雙手劈開生死路一刀割斷是非根”就是一例。從孟昶到朱元璋,這段時期對聯還是貼在門外,起的是替代桃符的作用。張貼在戶外大門上的春聯,任其風吹雨打日曬,當然也就無法長期保存,春聯成了一次性的易消品,這就決定了明代以前的對聯墨跡即使有過也難以傳世,因為春聯先天就不是為了收藏而創作的。

到了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都熱衷于對聯創作,宮廷與皇家苑囿的樓臺亭館幾乎都掛滿了御制楹聯,這些楹聯不再局限于年節應景性質的春聯,而成為長設裝飾,雖然創作時是以筆蘸墨在紙絹上書寫,但是也會翻制成木刻楹聯甚至是漆雕楹聯、石刻楹聯便于室外懸掛,與此同時,室內也成為對聯重要展示場所,客廳、書房幾乎到了沒有對聯就不成體統的地步。對聯的裝裱、裝鏡框材質形式多樣,講究極多,這樣對聯的收藏保存就很便利。因此,從清代開始,中國的對聯才真正普及繁榮起來。

反觀董其昌的對聯,據我臆測,他在世時可能還處在年節寫春聯的階段,沒有時興大量書寫創作性質或應酬性質的對聯,否則以董其昌的大名,對聯數量肯定很可觀,世人皆知其珍貴,他的對聯不可能傳世這么少。進一步說,各家博物館收藏的董其昌對聯,絕大多數恐怕難以避免是后人偽托贗品的嫌疑。希望專家們能就此進行深入研究。

作為證據,董其昌一生寫過大量的書法題跋以及書法論評,談論書法史論與書法作品不厭其煩,后人可以據此梳理出一份長長的董其昌看過、臨過的古今書法家名作清單,可是未見他一字言及對聯,既沒見他筆下出現過鑒賞前人或同時代人的對聯的記錄,更沒有自己書寫對聯的記錄。這不大會是疏漏。

董其昌在中國畫、中國書法上都是里程碑性質的人物,他在世時創作過對聯與否,對中國對聯史而言是個有意義的課題。我的拙見是,大致在董其昌之后,對聯才真正成為書法藝術的重要體裁。換句話說,如果編撰中國對聯書法史,很可能得從清代開始寫起。沙孟海、殷蓀、吳洪清等各自編選出版的幾種《中國書法史圖錄》所收對聯墨跡年代最早的也只是清初。這樣算下賬來,中國對聯書法有原作可查證的歷史也就不足五百年,而是近四百年。

2019年3月20日北京閑閑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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