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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瓚的高雅與迂傲(上)

2019-02-11 15:28
來源:江陰日報 作者:曹 鵬字號T|T轉發打印

《清閟閣集》

倪瓚山水立軸

倪瓚山水立軸

元·張雨《題倪瓚像》卷(局部)

1364年作 《墨竹》立軸

《云林春霽圖》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幽澗寒松圖》

《古木幽篁圖》

《漁莊秋霽圖》

《容膝齋圖》

《六君子圖》


元末明初的倪瓚在后人筆下有兩個代指雅號,一是“倪高士”,一是“倪迂”。“高”與“迂”正是能夠概括其精神與個性的兩個關鍵字。倪瓚其人其作的境界高雅,為人處事多有“迂傲”的地方,他的高不是一般的高,迂也不是一般的迂。倪瓚對中國傳統文化最大的貢獻不在于他的詩、他的字、他的畫,而在于樹立了中國傳統文人藝術家的高雅標準與特立獨行的迂傲典型。倪瓚的高在于他的生活本身就是藝術。王穉登在《清閟閣遺稿序》中說:“今世最重先生畫,次重其詩,又次乃重其人,是人以詩掩,詩以畫掩,世所最重者特先生末技耳。”

元代是中國文人畫成為繪畫主流的關鍵時期,倪瓚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中國文人畫的標準,他的畫作成為文人畫最典型的樣板。他沒有專門的繪畫理論著作,但是他的兩段名言“仆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娛耳”“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似與非、葉之繁與疏、枝之斜與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視以為麻為蘆,仆亦不能強辯為竹,真沒奈覽者何。”卻成為被后世奉為圭臬的文人畫主張,習畫者口耳相傳。

倪瓚自稱“懶(嬾)瓚”,亦號“倪迂”,自稱以懶,并不是僅僅因為家境豪富,不需要他自己動手勞動,“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懶,而是懶于世務,不肯委屈自己費神費力鉆營應酬而已。就書畫藝術創作以及詩文寫作而言,倪瓚不但不能算是懶,和同時代趙孟頫、高克恭、王蒙、黃公望、吳鎮諸位相比,倪瓚傳世的作品絕對不算少的,近些年整理出版的元代詩文集,上述諸家可能只趙孟頫的詩文集篇幅可敵倪瓚。

倪瓚的清高孤傲與潔身自好有著常人無法企及的財力基礎。伍蠡甫說:“他本是一個大地主,紅巾軍的起義,使他幾次逃避到太湖,官吏催租,又使他棄家隱于江湖。”(《山水與美學》第216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85年版)其實,只說倪瓚是大地主,就容易低估他擁有的財富規模。他的清閟閣并非只是一座樓閣,而是包括清淮堂、云林堂、清閟閣、蕭閑館、朱陽館、凈名庵、雪鶴洞、水竹居、逍遙仙亭、海岳翁書畫軒等樓堂館所的園林,僅梧桐就植有百樹,可以想見占地面積之廣。不夸張地說,他過的是富埒王侯的日子。

雖然倪瓚有傲名有迂名,實際生活中倪瓚廣交朋友,朋友多是詩文家與書畫家,梳理在他的詩文集里與畫跋題記里出現的人名,幾乎與元代文學史、元代書畫史的重要人物大致重合,這當然不是出于偶然巧合。鄭秉珊說:“他最歡喜作詩,立志作一個詩人,人家都笑他的迂憨,但后來他果然成為名詩人,和當時名家歐陽元、虞集、范木亨、揭傒斯等齊名。”(《倪云林》第1頁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58年版)

他對朋友們的文學藝術成就也極力推崇,如他寫下:“高尚書之氣韻閑遠,趙榮祿之筆墨峻拔,黃子久之逸邁不群,王叔明之秀雅清新”,對同時代的高克恭、趙孟頫、黃公望、王蒙予以佳評,這也是最早的元代繪畫四大家的提法之一。

倪瓚的朋友圈集中在江浙一帶,在他的朋友們寫給他的詩或寫他的詩中,對其生平個性與生活方式記錄下不少生動的細節。如謝應方詩:“襟懷不著一事惱,姓名只恐多人知。竹籜裁冠晨沐發,蓮蓬洗硯晚臨池。”把倪高士超然物外,避世而隱,同時又愛清潔新奇的一面寫得活靈活現。王冕詩:“牙簽耀日書充屋,彩筆凌煙畫滿樓。”對清閟閣的圖書庋藏之富,字畫收藏之多,大為稱羨。

黃苗子說倪瓚詩文集中無一字與北人往來,是元人集中所罕見者。元朝統治者為北人,詩人文人只要與官府來往,幾乎不可能不與北人酬唱往來,倪瓚卻能做到涇渭分明,顯然是刻意為之。

倪瓚好飲茶,在惠山,用核桃、松子肉和真粉成小塊如石狀,置茶中,名曰“清泉白石茶”。(《清閟閣集》第368頁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他發明了不少飲食,后人整理出版有一冊《云林堂飲食制度集》。

一般人拋家舍業已經很不容易,倪瓚過的是錦衣玉食的日子,一旦棄產而隱,以船為家,就更不容易,這也是歷史上罕見的舉動,也是后人頗多爭議的事情。黃苗子先生認為倪瓚棄產是迫不得已,而且直到去世也還頗有家底,如他捐贈張伯雨的豪舉就非窮人所可為,而蘇州開元寺精舍乃倪瓚捐款由其友方厓禪師所筑,專供倪瓚居停,可見倪瓚并非窮到無立錐之地,是有未雨綢繆的安排的。

從倪瓚留下的詩文及書信來看,他雖然曾是巨富,而且精于享受,過著奢侈的生活,但是在精神層面他卻是個看得開、放得下的人。他雖然“素富貴,行乎富貴”,可是真過起窮日子來,同樣心平氣和。從心理動機看,倪瓚的棄產是理性選擇,當然,在元末明初的大動亂中,民不聊生,財主朝不保夕,形勢迫使倪瓚不得不放棄財產,浮家泛宅,不受甲主欺凌。

倪瓚有一首《寄王叔明》的詩:“野飯魚羹何處無,不將身作寄官奴。陶朱范蠡逃名姓,那似煙波一釣徒。” (《清閟閣集》第225頁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可惜王蒙未能聽其勸告,熱心官場,最后未得善終。此詩雖是勸人,也可看出倪瓚本人的志向。

不管具體原因究竟是什么,碑傳歷史記載與相關詩文資料都證明倪瓚確實有棄產之舉,晚年過的確實是漂泊的日子。他去世后先是旅葬在江陰,古人極重視喪葬,如果不是倪瓚業已破產,就絕對不會出現旅葬他鄉的情況。

倪瓚的信札里出現不止一次向朋友借書以及求筆墨紙硯的記錄,應當是他棄產后才有的事情。他的朋友彝齋贈他“羊腔、珍果、精縑、酒器”,他寫長信表示辭謝,說:“古人取與辭受之間,不可違俗而徇禮也。茍辭受不當于于,是亦不能固窮,所謂小人窮斯濫矣。”他提出:“倘能借我蓮葉硯試用數日足矣。亦非敢以干沒為鼠竊之事,只欲與小齋一二研比試高下耳。”(《清閟閣集》第327頁至328頁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版)在向朋友開口商借器物時,倪瓚不止一次丑話說在前邊,明確聲明絕對不打小算盤占便宜,如他在另一封信里寫道:“聞執事新收得《庚子山詩集》,在州郭時,欲借以示,仆不敢也。茲專一力致左右,千萬暫借一觀。執事近與仆情同骨肉,亮不托故而靳惜也。仆亦不敢干沒,蓋窮措大細事,多慮太過太遠,故云耳,如何如何。”因為倪瓚曾富甲一方,對珍版古籍與文房四寶非常了解熟悉,但又因為他后來破產了,所以對自己的窮有著充分的自知之明,能夠對朋友坦然相告,雖窮但不至于下三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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